编者按
在中国近代史上，外商银行给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带来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它们一方面侵犯了中国的金融主权，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现代银行的创立和运营带来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让我们一起走进近代外商银行在华经营的这段波澜曲折的历史。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到东方从事贸易殖民活动不断增多，特别是19世纪40年代后，西方列强通过战争手段迫使中国不断对外开放，中外贸易逐步发展起来，相关的融资汇兑需求也随之产生。在早期对外贸易融资活动中，“因为在中国没有欧洲银行机构，经营商贸之人同时也必须是金融活动者”。在外商银行进入中国之前，东印度公司和代理行号曾先后在中国国际汇兑领域担任重要角色。
《银行周报》1927年4月5日刊载的《经济侵略下之外国银行》一文指出，“外国银行在我国最初开设者，实以一八四五年英国东洋银行在香港成立支店为嚆矢”。此处所说的英国东洋银行，又称丽如银行（Oriental Bank）。1845年，该行在香港设立分行，不久在广州设立代理处，1847年又在上海设立代理处。自丽如银行开始，至19世纪60年代中期汇丰银行成立时止，共有11家外商银行先后将活动触角伸向中国。这11家银行中，除法兰西银行之外，其余几乎皆为英资或英印合资等，这种与当时英国居于中、英、印与中、英、美两个三角贸易汇兑关系圈的金融枢纽地位密不可分。
丽如银行股票
丽如银行及后续来华的外商银行，初期活动均以经营国际汇兑业务为主。如丽如银行在福州、香港被称为东藩汇兑或汇理，这说明它当时业务注重于汇兑。该行经营国际汇兑活动的内容，“包括自身买卖汇票和充当供求双方汇票买卖的经纪人”。在丽如银行之后来华的外商银行一般将丽如银行视为汇兑业务竞争对手之一，但是，丽如银行凭借着遍布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网络、广泛的业务活动范围，发展相对比较迅速。其极盛时期拥有实缴资本150万英镑，总资产达2340多万镑，存款1220多万镑，放款与证券投资1880多万镑，准备金45万镑。19世纪70年代以前，该行股息经常维持在12%的水平，最高时曾达19%。该行一张面值25镑的股票，市价可达38镑，升值52%。在1865年汇丰银行成立前，丽如银行在远东的地位，甚至被认为“几乎像英格兰银行在英国的地位一样”。关于丽如银行的真正优势，1878年，一家英国报纸中称：“丽如银行过去一直把自己的业务捆在汇兑上。”
又如麦加利银行，在发起书中首先表明该行发起之目的在于扩充“银行的正当业务以适应澳洲殖民地、英属印度、中国和希腊与小亚细亚以东其他地区之间日益扩大的贸易需要”。并称，“只要我们记住东方高利率的流行，记住汇兑业务上非常有利可图的性质”，“肯定地可以预期到一笔很可观的股息”。不过，在该行上海分行设立之初，营业规模比较狭小，仅恃对鸦片商及棉花商等提供贴现、押汇等融资服务活动。汉口支行的营业活动开始时范围也不大，主要是买卖外汇和经营茶商放款、汇款等。其他一些银行机构方面，如汇隆银行被认为是“在汉口、福州两地出现的第一家汇兑银行”。英美汇兑银行的目标则为“通过商业信用以周转美国和中国的贸易”。
19世纪60年代上半期，受英国本土出现的“银行热潮”影响，“以英国银行资本为代表的外国在华金融活动进入了一个疯狂的状态”。在1861年汇川银行进入中国后，1864年间，竟有利华、利昇及利生等3家英商或英印合办银行进入中国活动。不过，此时期进入中国的外商银行多带有投机性色彩。如利华银行，开办者是一群以投机闻名的英国商人，名义资本200万镑，实际开办资本是由另外一家投机公司的股票升水构成。又如利生银行，名义资本200万镑，实收资本始终只有174835镑，不到额定资本的十分之一。特别是1864年间，上海一地，“几乎没有一家银行不从事汇兑投机”。空头汇票制度（Kite Flying System）风行一时，丰厚的投机利润促使各银行股票市价均出现大幅度升值。利华银行一张面值10英镑股票，市价高达25镑，升值150%。有利银行股票每股面值25镑，最高时市价达70镑，升值200%。此外，这一时期，丽如银行股票升值70%，汇隆银行股票升值40%。而麦加利银行一张面值20镑的股票，伦敦市价竟高达46镑5先令。
麦加利银行旧址
如上所述，19世纪40至60年代中期，各外商银行先后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等近30处，在经营国际汇兑业务方面初具规模。但实际上，洋行作为此时期这些外商银行在汇兑业务上的主要竞争对手，依然拥有比较强的势力。这一时期，“许多洋行的银行业务部，都从事外汇买卖和贴现第一流的汇划票据”。据曾经担任美国驻沪副领事的旗昌洋行老板金能亨（Edward Cunningham）后来回忆称：19世纪50年代初，丽如银行在华经办的外汇生意，常常赶不上美国旗昌洋行一家买卖外汇柜台所做的生意。鸦片战争后，新开辟商埠还出现了大批新设洋行，他们也多半参与国际汇兑活动。其中有的自营汇兑业务，有的充当银行的代理机构。如汇隆、阿加剌、有利、麦加利等银行都曾有过洋行代理机构。就这些早期来华的外商银行自身所提供的融资服务而论，只是“对于那些在19世纪中叶后才开始从事对华商贸活动的小的及新设的商业公司来说尤为有用”。且这些外商银行在华机构“由外地控制（即总行不在本地），其管理者对当地情形不熟悉”，经营外汇活动有时候具有较多的投机成分。换言之，由于种种因素，这些外商银行尚未真正突破大洋行垄断中国国际汇兑的局面。
摘编自《近代中国外商银行史》，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9月出版。原文见《中国城市金融》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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